所谓的“王朝中兴”，是描述大一统王朝中期由衰退而复兴的一个词汇，据此，那些二世而亡比如秦和隋，还有那个百无一是的西晋都属于“过把瘾就死”，不存在这种操作的时间，唯有那些延续两三百年的王朝方有这种机会。

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自有起落，既前几十年的“xx盛世”或者“xx之治”，半路的衰微，也有“中兴”带来的振奋。而大多数“中兴”更像是回光返照，往往在皇帝更替之后王朝就以一个更大加速度完成坠落到灭亡的历程。

那么，这样的现象原因究竟何在呢？

历代“中兴”的含金量

史册上涉及的“中兴”样本并不少，有三代的少康、武丁和宣王，进入大一统王朝阶段则两西汉的昭宣、光武、唐代的元和、明朝的弘治和万历，满清的同光中兴。

然而，部分“中兴”其实只是一种附会：

“少康中兴”准确地说应该叫做“少康复国”，这是他爷爷“太康失国”的后续，准确地说是夏后氏反杀了入侵的东夷部落；而“光武中兴”则是建立在新莽的废墟之上，属于改朝换代的标准操作，被称之为“中兴”的前提在于后人强行将两汉附会为一个整体；至于扭转土木堡之变带来的颓势，导致明帝国“部分回血”的“弘治中兴”只能说勉强入列。

▲“同光中兴”终成黄粱一梦

最不入流的“同光中兴”则只是慈禧和清廷的自说自话，所谓“xx盛世”或者“xx中兴”其实是后世的盖棺定论，比如《史记》上夸耀了汉初的奕奕文治，却不会有“文景之治”的称呼，因此慈禧相当于给活人上一个谥号，显灵得还挺快。

▲这个猥琐油腻的中年大叔，其实并不简单

当然，有滥竽充数的就也会有沧海遗珠，比如东汉的刘志，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汉桓帝，跟齐桓公共用谥号的人其实差不到哪里去，他摆平了困扰东汉数十年的外戚专政，以“跋扈”文明的梁冀被他一纸诏书撂倒，还收拾了西北羌乱的百年边患。坏事他也干了不少，不如卖官鬻爵和“党锢之祸”，后者成功而彻底得罪了全体读书人的嘴巴和笔，因而遗臭万年。

其他几位则实实在在完成了“中兴”的壮举，武丁南征北讨，重现了“大邑商”的威名，甚至将来犯的雅利安人送进了殉葬坑；西周宣王重现了几近失传的“王道”，击退了犬戎荆楚等蠢蠢欲动的势力；宣昭二帝则成功收拾汉武帝的烂摊子，恢复了经济和民生；唐宪宗元和年间重用李朔“雪夜入蔡州”，上演了旷世经典的奇袭战，进而威服了拥兵自重的各个藩镇；而凭借张居正改革成功续命的大明王朝，在位皇帝万历顺利实施“三大征”（西南播州土司，宁夏回乱和朝鲜斗日本）。

具体谁更优秀，笔者说不上来，留在最后来个票选吧。

所谓“中兴”，其实疗效都一般

功绩和能耐都做不得假，但这些英明神武的帝王貌似并没有彻底解决王朝的遗留问题。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 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东周列国志.第一回》

以宣王为例，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推崇的“王道”在历经“国人暴动”之后降到了冰点：对外征伐不利，自周懿王起面对犬戎胜少败多，对楚国则无能为力；对诸侯号召力不再，大家都找不到朝觐的理由，实力提升而导致尾大不掉；内部人心浮动，矛盾丛生，难以维持“周礼”的规定格局。

▲周宣王姬静：上有暴虐的父亲，下有坑爹的儿子

而“王道”走向衰微的根本在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保守的“周礼”和不变的“井田”不再匹配农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提升，这是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比如土地国有的规定和买卖的现实需要。

当然，用上帝视角来要求2800多年前的古人，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姬静在上位前期取得了对外战争的数次胜利，进而声威大震，各路诸侯再次集体朝贡。他用胜利和大场面凝聚了人心，却对“周礼”权威的逐渐丧失却是无能为力。在晚年数次征讨失败后西周的局势甚至不如上位之前，内部的混乱因而再次升级，这都为周幽王亡国埋了下伏笔。

▲大唐藩镇割据之严重，几乎可以说不破不立

其他几位的经历其实差不多，武丁未能解决贵族的奢靡腐化问题和彻底削弱诸侯们的势力，导致后来西岐猥琐发育到“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宣昭二帝面对的是人口和资源不断朝豪强地主庄园集中的趋势和儒家思想主导下权臣逐渐回到历史舞台的尴尬；唐宪宗接过的则是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太监专权的烂摊子，本人也最终死于宦官毒杀，后来者唐武宗则追加了一个几乎疯魔的佛教；万历后来废弃了切中命门的“一条鞭法”，从而导致后来财政的崩溃。

总而言之，中兴不是并没有成为王朝的续命良方，仿佛只是一支透支潜力的强心针罢了。在短暂的振作和恢复之后，曾经被短暂压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很快卷土重来，并用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将王朝埋葬。

武丁之后，诸侯逐渐众叛亲离，虽然传了六七代，但相对600年国祚而言已经是时日无多了；

宣王之子姬宫涅，用一场华丽的“烽火戏诸侯”埋葬了西周的基业；

唐宪宗完成了藩镇的暂时臣服，却不得不用安抚的手段来对待这一不可控的群体；

唐武宗消灭了威胁社会根基的佛教势力，却一头扎进了道教的怀抱，此时掘墓人黄巢已经降生了；

万历皇帝背上了“明实亡于万历”的黑锅，两代之后明朝覆灭；

▲这几乎是后人想起汉元帝的唯一理由

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王昭君的未婚夫--汉元帝刘奭中儒家的毒太深，他背弃“外儒内法”的祖训，将儒家的空谈奉如圭臬并用以指导实践。so，五十年后，王莽实践了一地鸡毛的“禅让”。

很明显这些中兴之主曾经面对的诸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留给了后来者，他们也许知道症结所在，只是力有未逮罢了。

“中兴之主”并不好当

大凡大一统的王朝起步之时都都有人口大幅减少，原有势力瓦解和秩序被彻底打乱的天然优势，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破而后立的过程，因而当政者有充分的施展空间。因而大凡挨过第二代没出乱子的王朝很快就出现了“xx盛世”或者“xx之治”，这是王朝的原始积累的老本，因而汉武帝穷兵黩武其实是在花爷爷和父亲的积蓄。

而“中兴之主”是面对的局面比创业阶段要复杂的多：百年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周期律”作用下的土地兼并和财产集中，隐隐掣肘皇权的各种势力，这些都决定了改革不能过于激进，重现先祖荣光的难度甚至大于创业。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三国演义.舌战群儒》

依诸葛亮所言用药过猛会死人，而动作过于激进则会很快引起反噬，比如隋文帝父子携科举等种种举措想对世家大族下手，却亡于众世家的集体起哄。

同理，不管是西周的诸侯及贵族、两汉的豪强地主、唐朝的藩镇还是明清的士大夫，这些人都结成了一个足以抗衡王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全面开战是胜负难料且不可收拾的。

“中兴”的明君贤臣并不具备正面挑战这个集团的实力，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制衡或表面上的压制，这种刀尖上舞蹈需要极高的悟性和能力，而继任者往往资质有限，不能传承父辈的理念和做法，因此原有的势力集团必然会卷土重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而对于大多数三代之后的皇帝而言，他们长于深宫和妇人之手，除了生为天子却别无倚仗，缺乏历练却被要求雄才大略，这本来就是苛求。

唯一找准根源的“中兴”，居然也会人亡政息

笔者说的“万历中兴”，头功自然要记在了张居正头上。之所以效果斐然，在于他既能切准脉，又能开出合适的药方。

先说问题吧，大明王朝的病表面是财政入不敷出，但并非社会没钱，而是收不上来，核心在于封建王朝对于科举士子和宗室不征收税赋的制度，这是隐瞒土地数量的动机，而吏治腐败和官员懈怠，加之他们本身也是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们上下欺瞒导致偌大的王朝居然没了税源。

▲《平倭诏》曰“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大明帝国的勇气、底气和决心都可见一斑。

张居正的手术是精准的，通过整顿吏治来提升行政效率，用“一条鞭法”解决了税收来源，钱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心中不慌的大明王朝不管是兴修水利还是肃清边患就得心应手了。

那究竟是为什么，万历皇帝亲眼看得到好处的措施都被废止了呢？

首先原因在于万历的短视，心中纵有万般不满，那也不应该将个人喜好凌驾于国策方针之上，死后清算尚且可以理解，将所有措施全盘舍弃则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所为了。

其二参照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而张居正没有培养接班人，他死后张党如同一盘散沙。

最重要的，世人都以为他离商鞅的成功就差一位无条件支持的皇帝，其实不然，商君不过是秦法大成的祭品，他造就了一个崭新而庞大的军功利益集团，这些人才是维护新法的核心力量，不管是贵族还是秦惠文王都不敢轻言挑衅。

张居正显然没能深入到这个层面去，他死后朝堂之上只有喊打喊杀的公卿和作鸟兽散的前同党，前者作为新政的受害者自然是不会仗义执言的。

因此后来的局势就不可收拾了，经过“考成法”锻炼的庸碌官员们如同抗生素下幸存的细菌一般飞速繁殖，将王朝弄得乌烟瘴气。富庶的江南地区收不到税，却一再将手伸向西北边穷地区，在加税、造反、剿灭和为发军饷再次加税的死循环中，李自成屡次灭而再起，终于做大。

以大明王朝的经历而言，能够找准问题并且对症下药的“中兴”尚且不可持续，何况之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

结语：面对问题的态度，将决定成果和走向

笔者曾想，如果宣王不那么折腾，将心思放到儿子的道德教育上去，西周是否还会半死不活地多坚持一段时间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东周尚且能够有500年的苟延残喘，何况领土完整的西周呢？毕竟“烽火戏诸侯”只是个偶然事件。

如果今人去问古代帝王：在国家昌盛和国祚延绵上选择哪一个，想必答案都是后者，因为谁也不愿意将自家的天下拱手让人。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这就决定了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而这又将决定后续成果和走向。

故而精明的帝王们无力拿真正对王朝构成威胁的势力开刀，更不具备造就新支持者的能力和见识，最终的“中兴”不过是妥协后的合作对外罢了。

因而王朝的宿命不可更改，这支透支潜力的强心剂某种意义上甚至加速了进程，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华夏故地上演了数千年如出一辙的改朝换代和治乱交替。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开篇

这个开场白明显比《三国演义》的更有哲理。

搁笔于此，笔者突然觉得有点替古人操心了，且让他们“尘归尘，土归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