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面皆敌、“内轻外重”形势已成，那么问题来了，统兵大将哪家强？这对于历代帝王恐怕都是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从信任角度来衡量，拿唐朝来说，最亲近的人比如皇子就不能用。玄宗之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地即位争端搞糟”，“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皇子真正登上皇位”，玄宗自己就把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赐死。从更为广阔的时空去考察，西晋有八王之乱，明朝有靖难从太宗玄武门之变起，历代皇帝和他们的皇子之间，就存在相当的张力，之役，所以让皇子镇守地方、手握重兵确实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既然亲生儿子都不可信，也就没人可信了，如果还想让“天可汗”的威名不坠，维护唐帝国的尊严，那么在边境上起用能力出众、骁勇善战的武将就是皇帝的不二选择。唐朝的特色是，这一武将群体中，番将的比例特别高，这一现象的起源得追溯到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

天可汗的马前卒

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军队分六道全面出击东突厥汗国，一度不可一世的突厥在内乱兵败的情况下土崩瓦解，颉利可汗被俘押至长安，东突厥汗国灭亡，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第二年，北方各族各部君长齐集长安，共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华夷父母”的“天可汗”。

东突厥败亡之后，部众向南移动投降唐朝的多达十余万人，降服的突厥贵族开始大量进入唐廷为官。由于突厥人大多不识汉文，不能充当文官；“天可汗”李世民就任命他们充当大将军或中郎将。一时间，朝堂之上高于五品的突厥武官多至一百多人，几乎占朝臣的一半，是为唐代大规模任用番将的滥觞。据统计，唐代可考的番将，有国族可稽者2523人；不知国族者13人，总数竟达2536人之多。其中称使者、首领无姓名者27人；有姓名可稽者776人，

颉利可汗

这真是中原王朝旷古未有的场面。昔日西汉武帝托孤于降汉的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竟令其惶恐不安，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武帝遂以霍光为正，金日磾退而辅之。至于西晋时江统名噪一时的《徙戎论》更是直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对边疆民族的轻视与敌视溢于言表，这与唐太宗李世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番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故“武臣莫若番将”。但唐代对番将如此青睐，由“天可汗”李世民奠定的开明民族政策固然功不可没，而李唐王室本身的深度“胡化”恐亦难脱干系。

正因数代的胡汉混血，李唐王室种种“胡化”的表现显得顺理成章了，李世民“下行可汗事”尚可说是时势使然，其长子承乾热衷胡语胡服，愿意“解发为突厥”就无论如何不是政治的需要了。甚至李唐皇室的婚姻也带有强烈的胡化色彩，唐朝最著名的两个女人，武则天以庶母而为高宗皇后，杨玉环以儿媳变成玄宗宠妃。在如此弥漫宫廷的胡风氛围的熏陶下，唐廷任用气类相通的番将自然更算不得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了！唐朝继承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成果，“华夷无猜”、“爱之如一”也理所应当。

在太宗时代，“勇决习战”的番将已经在“天可汗”的麾下南征北战，破西突厥、拒吐蕃、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以其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统于阗、疏勒、碎叶，是为“安西四镇”，唐朝的西部国境由之拓展数千里，直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以西地方。这可以说是唐太宗时代重用番将的一个侧影。

忠诚与叛逆交织

高宗时期，继续维持着太宗建立的“天可汗”体系，唐朝国力也不断上升，不断有四夷内附。但是作为第一任“天可汗”的李世民本人也得到番将们的敬服，而以后的唐朝皇帝令四夷敬畏的则仅是其皇权，而非其人。于是高宗即位后，四夷对髙宗“天可汗”的共主地位并非敬服如对太宗一样。故有胡族内附，亦有番将作乱。

到了武后统治时期，为了谋夺帝位以及巩固即位后的政权，武则天的主要行政重心在内，盛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消灭反对声音，以令士大夫皆有朝不保夕之感的恐怖政策使其统治合法性得到承认；加之亲李唐势力相继起兵反抗，令唐廷政局陷入震荡，削弱了对边疆的统治。于是在“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之后，从武后参与国政的高宗后期开始，东突厥与契丹的番将相继步阿史那贺鲁后尘，纷纷脱离朝廷控制并朝着叛逆转化。调露元年（679年），单于大都护府所统辖的突厥24州的番将同时叛唐，并在几年后重建汗国（即后东突厥汗国）；696年，契丹松漠府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也以号称十万之众据营州（今辽宁朝阳）作乱。

武后武则天

此时，唐太祖、太宗时期的功臣宿将已相继凋零，武后只能更加倚重忠诚于自己的番将在战场上讨伐叛逆。从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的光宅元年（684年）至长安四年（704年），武周政权在20年间用番将番兵作战就达20余次。对内，曾以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徐敬业之叛，对外，则先后用黑齿常之（百济人）、李多柞（靺鞨人）、阿史那忠节、西突厥十姓酋长等讨击突厥、吐蕃、铁勒、契丹、室韦等反叛部族，如用西突厥十姓部落兵击铁勒九姓，用六胡州（属朔方）稽胡精兵打契丹，用契丹降兵攻靺鞨等等。

在这一时期，番将开始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对于武则天政权的维系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授元年（690年），侍御史傅游艺组织“百姓”上表劝进，“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但武则天却故作姿态，表示不愿当皇帝。直待番将阿史那斛瑟罗为首的诸番长以及百官等“俱上表如游艺所请”时，她才正式登基为大周“圣神皇帝”。

至于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李唐社稷在中断20年之后正式得以复辟也是直接依靠武则天身边的番将。在迫使武则天下台，中宗复位的宫廷政变中，就多亏了番将李多祚的坚决支持。唐代的多次宫廷政变，无论是在长安抑或是洛阳，多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发动，因此统帅北门卫兵的李多祚所领是个最敏感最要害的所在，在宰相张柬之的策动下，李多祚“不敢顾身及妻子”，毅然地同张柬之等发动了倒武政变，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并逼女帝传位太子。张柬之在对李多祚作策反工作时曾说过“国家废兴在将军”。事后，他被封为辽东郡王，从而打破了太宗以来的异姓不封王的旧例，就足以说明在李唐的社稷再造中番将曾起过怎样的作用。

“诸道节度尽用胡人”

在经历了一系列宫廷政变之后，唐朝国力逐渐恢复。唐玄宗即位后，“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里对北方突厥、东北契丹、奚、靺鞨、西面吐蕃和大食、西北突骑施等部，几乎未停止过征伐，番将在其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自唐朝立国以来，边疆地区的统帅都用忠厚名臣，都有一定的任期制，不久任，不遥领，不同区域也不兼任。那些功名卓著者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任贞观宰相，刘仁轨任高宗宰相。对于番将，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忠心耿耿、才略超群的，也不专大将之任，而另外委任大臣加以制衡，以收防微杜渐之效。及至开元中期，由于唐玄宗崇尚边功，开始出现边将久任的情况，有的任期达十余年不予调任。

十节度使威权甚重，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了边州的所有军、政、财、监等大权，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甲兵，又有其财赋，俨然一方诸侯。

安禄山

当然，唐玄宗、李林甫君臣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藩镇坐大。玄宗对安禄山用尽各种拉拢、怀柔手段，但安禄山却极为忌惮李林甫，知道自己的小心思瞒不过一代权相。天宝十年，玄宗让安禄山身兼第三个节度使，一时间东北战区长官位冠诸侯。但安禄山的老巢在范阳，平日坐镇河东的是节度副使吉温，此人乃玄宗朝著名酷吏，李林甫的左膀右臂。

但是，天宝十一年，朝廷依靠个人权术实施的制约随着李林甫本人的去世而消失，边帅中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对番将的态度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当时的两大军头，西平郡王哥舒翰与东平郡王安禄山是彻头彻尾的番将。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而安禄山一家的来源在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八年（749年）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家的郡望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所云安禄山“本实姓康”来看，其家原本可能是从河西走廊的常乐郡（瓜州）迁徙到突厥地区的康姓粟特人。由于粟特人与于阗人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因此安禄山在一次宴会上对哥舒翰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而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于阗胡人，“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结果哥舒翰回答，“古人云，狐向窟嗥叫最不吉祥，原因是其忘本。如果你能够与我相亲，我岂敢不尽心！”安禄山以为哥舒翰用“狐”字讥讽其胡人，顿时大怒，骂翰说：“你突厥种竟敢如此！”翰想要回骂，在场的大太监高力士以目阻之，两人遂不欢而散，从此积怨愈深。

这种状况对于皇帝来说却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局面，天宝年间，玄宗一直在扶植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让其互相牵制，自己居中驾驭。只不过，随着藩镇力量的扩张，中央势力的削弱，玄宗手里可打的牌越来越少。

宰相杨国忠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拜相。安禄山很看不起这位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的杨玉环堂兄，结果受到宰相杨国忠的打击。加上在军界又与哥舒翰交恶，使得安禄山陷于“孤立”地位，这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的诱因。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带有强烈的番化色彩。安禄山大量任用番人为将兵，使得其军中胡汉混合，安史叛军显然是以番将番兵为主力。这就使得唐廷对于番将的态度从盲目信任走向另一个极端，亦是唐朝后期皇帝宁愿让家奴也就是宦官来掌握军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勒人仆固怀恩一门之中，死于王事者46人；为了借重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力量平叛，他的两个女儿都由唐肃宗做主，远嫁异域。即便如此，仆固怀恩仍然受到地方同僚的排挤构陷，无处容身，最后只能愤而投奔回鹘，进犯唐朝。连唐代宗也承认“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却依旧坐视其被逼反，足见此时的番将已从朝廷的倚靠柱石变成了戒备对象。直至唐末，沙陀番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虽然在懿宗时平定庞勋起义，僖宗时平定黄巢起义，昭宗时威慑凤翔、河中、邻宁三镇，维护昭宗的地位；为朝廷立下大功。但是唐室仍然对其不信任，在其未占领河东时对其多方讨伐，唐昭宗更是始终对李克用怀有严重的戒备心理，唯恐其变成安禄山第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朝最后却并非亡于番将，而是为后梁太祖朱全忠所篡——此人先叛黄巢，后叛唐廷，名曰“全忠”，实全不忠。反而是番将李克用始终拒绝臣服后梁，继续沿用唐朝年号，其子李存勖攻灭后梁后更是俨然以唐裔自居，建号曰“唐”（史称后唐），开创了五代之中的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