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的大一统局面是从秦朝统一六国开始的，而在此之前，有春秋五霸，也有战国七雄，周天子治下的诸侯们攻伐不断，小国的灭亡和大国的兴盛很寻常。

但到了公元前403年，发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派使者去朝见周威烈王姬午，要求把他们分封为诸侯。

这时候晋烈公姬止还在位，但实权掌握在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等三家手中，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实际的地位，而是要明确的身份了。

周威烈王对三家的要求没有立即表态，他感到很烫手，其他诸侯国也在打探消息，因为这是破天荒的举动。

应该说，从周幽王姬宫涅、周厉王姬胡等无道君王开始，周朝的统治就出现了危机，强大的诸侯国开始对小国下手，诸侯国内的士大夫也频频干预朝政，周王无力阻止。

但作为天下的统治者，周王的权威还是得到了维护，悦史君可以举两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晋文公姬重耳是春秋时期的著名霸主，他把晋国实力提升的同时，也为周朝立下了大功。

于是，晋文公向周襄王提出一个请求，想让对方允许自己死后享用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直接就拒绝了：“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

晋文公是周襄王的远房叔父，周襄王认为，天下没有两个天子，如果晋文公有其他想法，自己也有地可以随心所欲，不需要请示。

晋文公当时是中原说一不二的存在，周襄王统治的地盘只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但晋文公听了周襄王的话还是感到害怕，最终也没有做出违反礼制的事情。

楚庄王熊旅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曾率军到达周王所在的洛邑，询问九鼎的大小和重量，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九鼎代表的是天下，楚庄王的挑衅肉眼可见。

但周天子并没有屈服，他派出王孙满回应楚庄王，直言九鼎不是楚庄王所能过问的，天下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就可以霸占的，而是需要德行。

楚庄王虽然炫耀了武力，但他问鼎中原之旅也就此告一段落，没有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周王天子的名分还很牢固。

当然，具体到诸侯国内部，之前还有鲁国大夫季氏、齐国大夫田常、楚国大夫白公胜、晋国大夫智伯等，他们都有实力把国君晾在一边，然后自己登上君位，但没有人这么做，因为后果就是天下的讨伐，属于自取灭亡。

晋国三大夫不仅无视国君，瓜分了大部分晋国领土，还要求周威烈王正式册封，简直就是倒打一耙。

周威烈王的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也在考虑范围内，他给予晋国三大夫诸侯之位，没有反驳更没有讨伐。

此后，诸侯国内部和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周天子更是名誉扫地，因为他自己破坏了原则，三家分晋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端。

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番长篇大论以”礼“为出发点，悦史君截取其中的一段，大家可以端倪其中的要点：“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司马光认为，晋国三大夫的咄咄逼人，不是周威烈王册封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立为诸侯，说明内心还是有所顾忌，如果周天子能够把握住原则，周朝也就不会乱得那么彻底了。

历史没有办法改写，司马光的见解也有些理想化，但悦史君认为，这也是给后世的一个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