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行一股为历史上本有定论的人物翻案的旋风，很多“高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些“高论”，让人匪夷所思！

就算历史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史有明文的人物，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为了哗众取宠而故意做一些翻案的文章，否则只能是贻笑大方，成为众人眼中为了出名而故意“点”的“脱星”！

樊树志先生在他所著的《国史十六讲》中对所谓的“东林党”做了十分详细、令人信服的考辩，其中的第十三讲“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开篇即已指明“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创建，天启五年被政府当局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接着对于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诸君创院的初衷、宗旨以及院规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且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所说的“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还引用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所写的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以这些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林非党论”，并且在其后做有专门的论述，可见，所谓的“东林党”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群志在读书做学问的人，是魏忠贤阉党为了排斥异己、打击忠良而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而精神阉党们居然罔顾历史事实，竟然写出“明实亡于东林党！我来帮魏忠贤翻案”这样的文章，不知作者是对于历史的无知，还是故作高论。

至于明朝的灭亡，究竟谁该负责，其实历史上早已有人提出了此问，所以《明史·神宗本纪》才有“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一段话。清人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也说到“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也曾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他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这些古人的论述在在明白的告诉我们，明朝实在是亡于明神宗万历皇帝。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一书也写到：“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年丁亥年，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些文字当中也可以看出，明神宗实在是对于明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罔顾历史的事实，将明朝的灭亡推卸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东林“党”身上呢？

明朝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只是早已远去的历史，可对于明亡之后依然还活着的大明的子民们却是难以抹去的记忆，那记忆尤如刻骨铭心的锥心之痛，为此，他们做出了自己的思考，留下了斑斑血泪的历史记载，作为后人的我们，绝不能为了博一己之私名，而随意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历史这位“小姑娘”任意打扮！否则，那些原本就屈死在九泉之下的东林“冤魂”们岂能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