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政治家参加竞技角逐并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尽管竞技并不像战争和经济那样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还是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竞技体育与政治有着内在联系，有野心的政治家通过竞技来展现人格魅力和优良品质，从竞技中获得荣誉和政治理想，竞技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一、基伦是把政治抱负诉诸于竞技体育的典型代表，他将其在奥林匹克中的杰出才能运用于暴动中

公元前640年，基伦在奥运会中获胜，再加上其妻是麦加拉僭主特西阿真尼的女儿，使他在雅典享有极高声誉，政治上平步青云。在奥运年公元前632年，他企图利用平民与贵族尖锐对立的局面，推翻贵族政权，建立僭主政治。

据说，基伦得到了一个神谕——“在伟大的宙斯庆典”时占领雅典卫城。基伦曲解了神谕之意，在奥运会举办时而不是在雅典庆典（可能是迪阿西亚节）举办时占领了卫城，他认为这个时机是符合他奥林匹克胜利者的身份的。

该事件表明，雅典政治家注重竞技并积极利用竞技为政治服务，基伦希望雅典人因为他的比赛胜利者身份而接受他的政治统治，通过奥运胜利者的姿态跻身政治。但基伦暴动遭到了平民的反对，以失败落幕，成为雅典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这表明，当时的雅典人所期待的并非僭主政治，虽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尖锐，但维护城邦统一的宗旨并不会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分歧，双方均不希望改变政体。

历史证明，竞技本身带给运动员的荣誉并不一定能使其政治道路走得长久，关键在于其是否顺应了雅典公民的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帕洛诺通过奥林匹克胜利者的身份跻身将军职位

将竞技成就付诸政治野心的并非只有基伦一人，古风时代早期的竞技与旧贵族的政治统治息息相关，通过参与竞技来实现政治目的具有普遍性。

帕洛诺通过奥林匹克胜利者的身份跻身将军职位，具有优秀运动员和杰出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此外，通过竞技实现政治联姻亦是贵族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西徐昂僭主克里斯提尼是奥运会二轮战车比赛的胜利者，曾举办竞技会来招待希腊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大多为其外孙女阿佳丽斯特的仰慕者。

应邀前往的人中有诸多雅典贵族，麦嘎克利斯（基伦暴动时期执政官的孙子）在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胜利。可见，体育竞赛是城邦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

三、庇西特拉图推动了公民竞技的最终实现

庇西特拉图推动了公民竞技的最终实现，是雅典政治和竞技史中的关键人物，他在公元前565年与迈加拉的战争中表现出色，为其僭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公元前7世纪后期，他的父亲曾收到过一个神谕：儿子将在奥林匹克赛会中成名，父亲随即前往观看奥运会并注意到了在这样的盛会中成名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后来，庇西特拉图为了维持僭主政治，参加奥运并赢得了继西蒙之后的奥林匹克二轮战车比赛的胜利。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阴谋，目的在于削弱西蒙家族的政治地位。竞赛前，他买通二轮战车的雇佣御手，拉近与宗族领导间的关系，最终成功铲除他的政治对手。

公元前566年，他通过改组泛雅典娜节来实现政治目的，旨在通过扩大节日规模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声望，打破贵族对竞技的垄断。庇西特拉图执政期间，曾在提洛岛举行洁净仪式，将所有坟墓从阿波罗圣域周围迁出；倡导发起崇拜女神雅典娜、反对贵族的活动；他大兴土木，通过修葺神殿来扩大当地祭仪活动的影响，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政府资助并将这些政策作为其僭主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庇西特拉图通过直接和间接参与竞技的方式来赢得政治支持者，是一位非常有建树的政治家。

四、米太亚德将竞技技术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参加过马拉松战役的将军米太亚德是西蒙之子。据希罗多德记载，西蒙曾蝉联三届奥运会驷马战车的冠军，而且前两次是在他被僭主庇西特拉图流放期间赢得的。出身于这个体育世家的米太亚德将竞技技术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公元前493年，爱奥尼亚战役失败后，米太亚德逃回雅典，公元前490年，他当选为十将军之一。同年，强大的波斯军队直逼马拉松平原，米太亚德临危受命、予以抗击，由于他曾在色雷斯居住，对波斯军队的虚实比较了解，又选择了恰当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队发起猛攻，故进展比较顺利。雅典方面参战的一万一千人全是重装步兵，他们按照惯例在马拉松平原排出八行纵深的密集方阵。将士们左手持盾，右手拿矛，以仅仅阵亡192人的微小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对于重装步兵来说，投掷标枪是他们的必修课，重装赛跑也是常见的竞赛形式。米太亚德出身在体育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体育训练，他麾下的战士们训练有素，加上对波斯军队两翼夹击的正确战略，重创敌军。

由此可见，良好的竞技训练是培养良好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米太亚德虽并不以运动员身份被人们所熟知，但其家族背景是值得关注的，他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敢、果断与娴熟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技巧让雅典赢得了这次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保卫国家的精神动力让他麾下的将士们将公民日常的体能训练在战场上发挥到极致，希波战争后，雅典迎来了一个更繁荣、更民主的时代。

五、亚西比德曾在奥运战车比赛中独占三元

生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贵族亚西比德，曾在奥运战车比赛中独占三元，他同时也是一位风云的政治家，政治野心强烈，认为赢得奥运会优胜奖可助其政治生涯一臂之力。

他大肆炫耀自己在奥运会中的成果以期争取将军职位，远征西西里。亚西比德曾说：“我在奥运会上的辉煌表现让我赢得无上荣耀，我将把其他一切事情都安排得与我的胜利相称，那些希望我们的城市在战争中毁掉的希腊人太低估这座城市了。”“他非常渴望获得统帅职位以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并靠他的成功为个人赢得财富和声誉。”

但其野心也让他惹祸上身。他将替朋友购买的赛马占为己有去参加奥运角逐，与朋友关系因此破裂。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公元前390年，已故的亚西比德的儿子小亚西比德因此事受牵连。

修辞学家伊索克拉特斯为小亚西比德撰写法庭答辩词，其中一些内容反映出亚西比德当年的参赛的政治动机和对待竞技的态度：“家父看到奥林匹亚的节日盛典被全希腊所喜爱和羡慕；看到希腊人在节日上展现出他们的财富、体力和训练成果；看到运动员不仅被人羡慕，也为他们的城市争光；而且他们相信……在奥运会上的花费能提高其城邦在全希腊的知名度；……但他却轻视那些‘裸体竞技’，因为一些运动员出身卑微，来自蕞尔小邦，教育欠佳，于是把注意力放在养马上，只有最富有者才可能胜任此事，非穷人能企及。”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亚西比德参赛有浓厚的政治意图，为自身与城邦赢得荣誉，提升雅典知名度，但它歧视出身卑微的运动员，这是违反当时的平民体育精神的。众所周知，他有强烈的贵族政治理念，对雅典的民主政治缺乏好感，这种歧视贫民运动员的态度在民主政治繁荣的伯里克利时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从而成为他后来政治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他周旋于雅典、斯巴达、波斯之间游刃有余，且在公元前407年返回雅典任将军，但因诺丁姆一役的小失利就被公民大会剥夺职务，逃往小亚细亚，后被波斯人所杀。

六、政治领袖开始间接参与竞技

在公元前5世纪，由于竞技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竞技和军事专业人才也出现了分化，运动员和政治领袖不再合二为一，更多的政治领袖开始间接参与竞技。

雅典杰出的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利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参与体育训练，但是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尽管来自一个繁荣的运动员家族，但客蒙并未直接在竞技中参与角逐，而是成为一个著名的将军和政治领导人。客蒙和泰米斯托克利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抗之后，用私人财富为城市修葺学院和市场，归还“提休斯之骨”，组织盛大的节日演出，运用私人资金购买礼物赠与公民，通过这些与竞技相关的政策来笼络人心，巩固自身在雅典的统治地位。

民主领袖伯里克利相较客蒙更胜一筹。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伯里克利并不像客蒙那样用私人资金为公民服务，他从公民中筹款来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更新设备、购买比赛奖品，并通过津贴制将这些资金回馈于公民。

这种思想也可以在伯里克利的演说词中找到痕迹：雅典是一个政治联盟，他们共同的目标和义务通过这样的关系来实现——公民服务城邦而得到公民权利，同样地，政治领导人获得相应的荣誉、应得的认可和支持。伯里克利的这种做法是为了让雅典公民团结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运动员和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古风时代的雅典，贵族参与竞技几乎都与直接的政治目的相关联，尤其是与家族政治相联系。古典时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松弛，政治领袖通过间接方式干预竞技。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靠财富兴起的新的阶层逐渐跻身竞技领域，旧贵族通过竞技来直接荣誉家族和服务政治逐步与雅典的政治走向相脱节。

其次，充当政治领袖需要具备综合的才能与素质，竞赛中的荣誉只代表政治人物一方面的素质，民主的统治形式更加强调大众的呼吁和支持，雄辩术这样的技能更多地受到政治家的青睐。

再次，随着雅典历史的演进，竞技和政治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要求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去。即使如此，通过制定竞技政策间接干预竞技仍对雅典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里克利的政策无论是对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对促进竞技体育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都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杨弢、卢元镇《希腊城邦制度与古代奥运会的产生》

田亦娟《古代雅典竞技发展与民主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

范益思、丁忠元《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