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因实行奖励农耕工商的政策,商品经济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货币流通领域极其繁菜。宋代币制以铜铁钱为主,铜铁钱在宋代一直是主要的货币,其铸造量、流通量都很大。但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铁钱已不能完全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开始在商品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金银等贵金属价值大,重量轻,体积小,易于携带,以及价格稳定等优势,特别是在商人和政府的大额货币财富的转移方面,金银等贵金属渐渐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白银作用日渐突出。通过诸路进呈,我们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白银流通量十分巨大。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时期诸路进奉金、银、钱、帛,共计273608两(贯匹),其中白银165450两,占总量60%之多。北宋时期,白银已渐渐进入百姓日常生活。

《东坡尺牍》中有一段苏东坡生活的描述,“与参寥书,以银二两,托致茶果,莫辩オ与范元长书,以银五两,为秦少游斋僧”。

又如洪迈《夷坚志》载:

“乾道元年(1165年)冬,代阳某客子携包袱来宿。至夜,买酒邀胡同饮,询问麻价,胡亦添酒报之。客既醉,出白金两小瓜授之云:‘明日烦主人分付籴麻打油归乡转售。”

这两段文字记载是两宋时民间以银为硬通货的史料佐证。

白银在两宋时期主要用于赋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根据四川转运副使张谔的建议实行“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的政策。天禧年间(1017~1021年),在白银生产地桂阳,也出现直接用银纳税的记载,桂阳知军陈傅良称:“臣照对本军(桂阳军)以银为税,自天禧间行之,民以为便。”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政府规定纳税收银,“宋制岁赋……“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四曰铜、铁钱”。

由于宋代商品经济仍然建立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特点,决定了贵金属只是在大额交易和大量货币财富转移时出现,而很少用于物价的标示。关于金银在宋代贸易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汪圣铎先生在其《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一书中经过详细分析,总结为:用于一般交换用于官民间交易,宋代商人算请権货(盐茶钒等)可以按一定比例缴纳金银代替铜钱:用于同境外交流用于赠、随路等支付与储藏用于官方赋税等收入中用于官方财政支出。

两宋时期,金银计价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換,如建隆二年(961年),朝廷“命左速议大夫刘熙古晋州制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

又如乾德二年(964年),宋廷権茶,“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権货务以茶偿之”。

但当时直接以银计价的文献记载很少,如欧阳修在描述北宋贡茶时曾写道,“庆历中,蔡君漠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ニ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

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直接以银计价的现象已不再是个别零星的偶然情况。南宋因为城市中的货币经济发展迅速,这一时期白银的使用范围大,除了用于商品交换外,还更多用于表现商品价值量的大小。

此类史料记载明显增加,如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顿食、点心,不吃饭则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

又如隆兴初年,“客人于镇江算请钞一袋。合纳正钱通货钱一十七贯六百文足。只用银五两三钱,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

关于宋代白银是否货币化的研究,目前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白银不是货币,如彭信威先生认为,两宋虽然白银在某些方面被赋予了法偿力但还不能证明白银真正拥有流通手段,“实际上白银在宋朝并不是十足的货币”

有的学者认为在宋代白银已然货币化,如高聪明先生认为,“因为白银在宋代商品货币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化是从宋代开始的,白银货币作用的加强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宋代的银已经作为货币使用,是合格的货币。

干家駒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一书中更认为:银锭在宋代“正式取得合法的货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