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那些事儿

应天书院是商丘历史上的骄傲，也是今天我们商丘人的骄傲。

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国家何时能统一，何时能振兴，人民何时能过上安定的生活，是老百姓的盼望，也是仁人志士的理想。东晋末年，商丘有一个名叫杨悫的志士，认为救世必须从办学开始，只有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材才能救国，想为救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于是，他在归德将军赵直的帮助下，在时称宋州的睢阳办了一所学馆。他的名字代表了他的品格和意志。这个“悫”字，就是诚恳的意思。他名副其德，力学勤志，不求闻达，只求为国家培养人才，以“蚊蝇负山”的精神，实现他“人才救国”的梦想。

应天书院复原图 资料图片

他办学的无私，可以从一件事上窥一斑而知全豹。据《宋史》记载，当时“宋之楚丘”有一个少年叫戚同文，其家“世为儒”；少时遭难，父母俱丧，无法生活，便随祖母就养于睢阳外曾祖父家。外曾祖父家中也不富裕，因此他过着贫寒的生活。虽然贫寒，但他因受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恪守孝道，不惜一切，尽自己的能力侍奉祖母。祖母去世，他昼夜哀泣，数日不食，乡里邻人深受感动。因此他以孝闻名。

戚同文对能在杨悫的学馆中读书的学子很羡慕，渴望去其馆中读书，但因孤单贫寒，无力拜师，常在学馆门口转游。有一天，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渴求，进入学馆，向杨悫恳求。杨悫见他意诚，就教他《礼记》，没想到只教他一遍，他便成诵，一天就背会了一卷。杨悫大为惊异，觉得这是个将来能救世的奇才，就收下了这个孤儿。

戚同文聪慧过人，又异常勤奋，不到一年，就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经”熟读，且能背诵。杨悫非常喜欢，便将自己的胞妹许配他为妻。戚同文更受到很大的鼓励，于是攻读更加勤奋，读书“累年不解带”，终于学业大成，通古今经史。

杨悫觉得他是个治世的材料，鼓励他去做官，以求他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好事，他说：“先生不去做官，我也不去做官。先生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国家早日统一，使老百姓免受灾难，因此以“同文”二字为名，表示其“天下同文”亦即国家统一的理想。

杨悫在归德依附于归德将军赵直家，有一天生了大病，以致卧床不起，自知不久于人世了，便把家事托付给他。戚同文为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竭力为杨悫家经营家事，代杨悫抚养老小，为杨悫葬三世数丧。

赵直见他品德高尚，厚加礼待，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我要继承我老师的遗志，继承我老师的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实现“人才救世”的理想。赵直很受感动，就给他盖房子数间，让他继杨悫聚徒讲学。

戚同文教书育人，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以教为乐。他学问渊博，且执教有方，学生科举登第的达“五六十人”，宋真宗赐应天书院《诏书》说：“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史宗度，仓部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励，太常博士榺涉，皆其门人。”

参加科举考试榜上有名的连续不断，因此学馆名声大噪，慕名而来求学的不远千里。“睢阳戚先生”之名风布海内。宋州成了京师以东的学人荟萃的地方。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说，“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戚同文因操劳过度病逝后，无能继其业者，学校一度关闭。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邑人曹诚请出资三百万，在戚同文旧居造房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请名师执教，广收生员。

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曹诚为助教，建立了“睢阳学舍”。

为了使学舍给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曹诚愿以学舍入官。

府官为之感动，向皇帝奏了此事。真宗皇帝也为之感动、嘉叹，当而准奏。真宗皇帝命当时的端明殿学士盛度（商丘人）为文作记、“前参知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应天府书院”。

“应天”二字来历不凡。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曾做“归德军节度使”，在阏伯庙里占卜，得神喻知他要做皇帝，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被认为是“顺应天命”，赵匡胤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因此宋真宗时将宋州升为“应天府”。

由是，宋真宗准奏的当年二月二十四日，真宗下诏，赐额“应天府书院”。

之后的盛况，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说：“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欲鲁堂（儒家讲学的处所）。章甫（殷商后裔戴的帽子）如星，缝掖（大袖单衣，古儒者所服。亦指儒者）如云”，书院“讲议乎经，泳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因此“诚以日至，义以日精”。应天书院“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应天书院的“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应天府升为南京后，“应天府书院”又称“南京书院”，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改为“南京国子监”。“国子监”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应天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为国子监的书院。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知应天府，一到应天府上任，就很重视地方文化和教育。于是，由政府出资整修，增加设施，扩大规模，使书院内不但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而且学子们的学舍也大为扩建。应天书院在物质装备上达到鼎盛时期。

晏殊认为名师出高徒，于是为应天书院精心挑选名师。范仲淹曾是睢阳学舍的学生，曾在商丘娶了妻子，安了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八月，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病逝，按当时的规矩，范仲淹辞官回家守丧，居南京应天府。晏殊知范仲淹学识渊博，次年亲自邀请他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继承和发扬前人的精神，千方百计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他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引导学生评论时事政治。如让学生作文，他先作一篇范文读给学生；每当谈论天下大事，就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和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因此为之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晏殊在皇帝面前赞赏范仲淹。

晏殊了解到应天府城人王洙遍览方技、术数、阴阳、五行、音韵、训诂、书法，几无所不通，为贺州富川县主簿，让范仲淹代写《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皇帝准乞。博学多才的王洙回到家乡应天府后，受到晏殊的热情款待。应天府书院在王洙的主持下，名声更著。

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王洙在应天书院任说书已满三年，要被调任。晏殊极力向皇帝奏请，让他继续留在应天书院教授诸生。被皇帝批准。直到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被荐为国子监说书，王洙才离开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越来越受到朝廷重视。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皇帝下旨“免除应天府书院地基税钱” （《宋令要辑稿·第五十四册》）。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书院为学府，给田十顷。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载：“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元朝《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应天书院为北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巩固北宋政权、国家振兴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北宋时期树立了一个办学的榜样，在中华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笔。

因为应天书院誉满神州，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此任教、求学，因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成语典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般认为源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实，据《宋明臣言行录》记载，这句话最早是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说的。《宋明臣言行录》载：“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北宋之南京商丘）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稠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追根求源，这句话源自商丘。”

“划粥割齑”这一成语意思是粥熬好了不吃，等粥凝结后把粥划成若干块，咸菜切成碎末一起食用，形容读书十分刻苦。这一成语也源于应天书院。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社，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小啖之。留守有子居学，归告其父，以公厨室馈，公置之，既而悉已败矣。”这种精神虽然发自范仲淹的内心，又何尝与杨悫和戚同文的精神影响没有关系呢？

“鲸吞虎噬”这一成语，意思是像鲸鱼和老虎一样吞食。多比喻吞并土地财物。出自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的《上执政书》：“前代离乱，鲸吞虎噬，无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为不急之务。”

应天书院的精神，在中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商丘日报

文/刘秀森

编辑：小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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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商丘日报(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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