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后唐的经济内在矛盾（下）

&lt三&gt后唐尖锐的阶级斗争——晚唐五代的奴隶问题

关于这个 奴婢的问题，我多说几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的货币的“支付手段”这一部分谈到：“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他的这个观察对于我们谈到在后唐地区奴婢自杀引起朝廷重视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根本性的标准：这是在后唐地区的主要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朝廷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在调节双方的矛盾，使之不要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奴婢的问题。传统上我们一般观察我国古代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从土地占有这个角度去看的。在这种以土地关系为衡量阶级斗争标准的观察方法中，包含两个情况。1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矛盾。2就是土地所有者和完全丧失土地所有人的矛盾。第一种情况是对土地的份额的争夺。而第二种则必然导致奴婢的出现——这背后就是以债务形式出现了。因为没有土地，而又要存活，只有出卖自己，所谓的卖身为奴了。这点，新旧两个《五代史》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如果我们回忆看汉史的情况，就不同。西汉史，农民因为各种原因转化为奴隶，是西汉王朝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卖骨肉亲人的现象是从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开始提出的。《汉书-食货志上》：“岁恶不入，请卖爵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子也。”王先谦补注：“《贾子》作'请卖爵鬻子'。”一说为请爵和卖子，《资治通鉴．汉文帝前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余谓请卖爵子,犹言请爵、卖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请爵.富者有粟以侥上之急,至于请爵贫者无以自活,至于卖子。”但无论怎样，卖孩子这种情况是肯定的。到了王莽时期还通过国家法律来禁止，可惜万全行不通。卖身为奴，形成新的主奴关系的社会关系称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了。正是因为西汉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形成了自东汉以后以豪强地主为主导的大庄园的土地所有制而后又转化为士族豪门制度。这种士族豪门的制度一直影响到唐末。另外，不可避免的，掌握大量钱物的富豪当然也可以买卖奴隶。而买卖奴隶本身也是粟特人长期的一个罪恶发财的勾当，和后来的白人买卖黑人为奴一样。因此，这就使得后唐地区的因为奴隶和主人形成的阶级矛盾应该比较尖锐才是。

关于粟特人买卖人口的问题，荣新江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贸易网络》特别提到一份书面材料的证据：吐鲁番出土粟特文买女婢契约。

粟特人倒来的东西，其中一类就是人口，粟特人是在贩卖黑奴之前的人口贩子。这张图是阿斯塔纳墓葬里发现的一个粟特文契约，契约一般两份，汉人拿着一份粟特文的，粟特人拿走那份汉文的。但是这个汉人死了他也怕有人来追他，所以契约都是跟着入葬的，这是完完整整入葬的一份粟特文契约。契约上说，粟特人把一个突厥斯坦生长的女奴卖给叫做高昌的汉人。

丝绸之路上买卖奴隶的时候，如果你是买来再专卖的要附着原契，证明你不是坑蒙拐骗来的。如果没有原契，就必须5个人来担保，证明这个人是你的家生奴，自家奴隶生的后代，叫家生奴，这是唐朝的语言。

在李白的诗里面，为什么那些站在小毯子上跳舞的胡姬都是小孩子，在文件里面也记录了这些小孩。吐鲁番甚至有一个人家里面窝藏了上百个小孩，而且他们为了卖胡姬，都把她们起成中国最漂亮的女孩名字，绿珠、绿叶之类的，一旦卖出去，我们在汉文史料里面就找不到了。所以粟特文的文献留下来，是特别真实的反映。

晚唐末期蓄奴的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有反应。《太平广记》中的名篇《昆仑奴传》就是一个代表。该文作者裴铏，约唐懿宗咸通初前后在世。咸通中期（867年左右）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作题《文翁石室诗》。裴铏著有《传奇》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多记神仙之事。

从历史看，唐代本身主奴关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关系。《太平广记》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记载了不少：韦桃符、李敬、武公干、吴行鲁、李鹄、捧砚、捧剑、归秦、段章、上清、李锜婢、李福女奴、却要。这种原本存在的社会关系在盛唐时期主奴关系还可以和谐共处，但是到了五代时期就不行了。可以说转化了，变得激烈了。其中段章的故事极为典型：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僦为驭者，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赒给，章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孰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他（明抄本他作偕）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天下大乱，奴隶乘势而起，与主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唐末黄巢起义对世代为奴的奴隶们来说当然是盛大的解放的节日，对奴隶们的心理和主奴关系绝对会存在巨大的影响。而偏偏李克用是镇压黄巢起义的重要力量，这不可能不影响后唐对奴隶的态度和政策较之以往会强硬化。

因此后唐地区形成的主奴之间的阶级矛盾又有着不同以往的特殊性。自然这更加巨了问题的复杂性，斗争的程度也必然激烈。而激烈的内斗必然损害其战斗力和生产的发展，这已经无须多说了。

无独有偶，我们伟大的文学遗产《红楼梦》也大量的涉及到了主奴矛盾，作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侧影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当时真实的社会史料。所以曹公虽然是以贾府和大观园为背景来写四大家族的兴衰，似乎选题有偶然性，但是其中表现大量的主奴矛盾作为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其实是有必然性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体现。

总结来看，沙陀由于占据中原腹地的战略目标而选择放弃对代北幽云旧地，这是当时富庶的中原地区其能力不足以支持沙陀控制这里的结果。而原有代北实行的经济政策又不能搬迁到中原腹地，沙陀统治者只能接受中原腹地人们已经接受的私有化土地关系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社会阶级关系。但是这个社会关系却缺乏蓬勃的生命力，不能使沙陀人可以继续控制幽云旧地。

主要是因为战乱，特别是以商业为主要的幽州藩镇割据的时代，幽州地区，云州等代北地区没有形成强大的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新的社会骨干阶层。只有无土地的农民，或者是土地很少的不足以存活的农民，才可以接受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应该说，这是自李唐粟特人占据长城沿线所带来的五代时期的独特的，不同于中原的土地关系。由于财富集中在掌握国际贸易奢侈品的粟特人手里，对土地的占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是以货币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在幽州处于藩镇时期，这里一定是一个谁有货币就崇拜谁的社会。刘仁恭将败之时搜刮境内全部货币埋藏在大安山上就是明证。所以在幽州地区，对土地的争夺应该不是很紧张，因为没有必要。靠商业积累财富从来都比农业要快得多。然而毕竟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流通，所以，农业时代，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基础，所以，重商主义的幽州粟特人在商贸的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就一蹶不振，成为北方最先被吞并的重要地区。而沙陀人放弃代北的重商主义的地区，选择占领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其实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沙陀来说，代价就是放弃对长城沿线的控制。

我们再强调的是长城沿线，自山西到今天北京、河北秦皇岛地区是自贞观四年东突厥劼利可汗降唐以后长期形成的独特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存在，即草原部落和农耕民族的中介地带，才可以存在。如果用马克思的话说，古代的商业民族都是在世界各个民族的气泡里存在的，也就是缝隙中存在的。换言之，这是一个适宜商业民族存在的地理空间，在我国，其实是不二选择。再北方点就都是草原民族放牧的地带，再南方点是农耕为主的地带。再西点，到了今天陕西北部和宁夏、河西走廊地带，那都是直接威胁唐王朝首都长安的地方，唐王朝看得紧，不会给异族以可乘之机。忽略了这个地区是商业民族存在的最佳土壤，也就不会认可粟特人及粟特化的突厥人在这里长期生存繁衍的历史现实，当然也就不会想到粟特文明在这里存在，更不会想到粟特文明的遗留物作为妫水河的名字而留给当地人作为文化遗产。西汉末期的上谷的耿况家族、渔阳的彭宠，和东汉末的刘虞借此“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这带地区商业文化发达是帝都位于中原地区的大帝国时期自然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