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探讨神光寺事件以前，首先要搞清鸦片战争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对外交涉活动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任福建布政使。五月，刘韵珂由浙江巡抚迁闽浙总督。刘韵珂在任闽浙总督七年中，外交上基本上依赖布政使（后为巡抚）徐继畲。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接奉上谕：广西巡抚著徐继畲补授，福建布政使著陈庆偕补授。刘韵珂立即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一折。刘韵珂认为，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原因是“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府道县为之维持，均不甚难。闽浙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会垣，为入省门户；一在厦门，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另外“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稍有未周，即难保不别生枝节”。刘韵珂说：“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徐继畲，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在赞扬了布政使徐继畲后，即表现出对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不满：“夷性偏执，非其所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年，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谒。”因此英人“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畲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刘韵珂坦诚地说：“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畲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己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畲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刘韵珂最后写道：“臣为夷务紧要起见，谨不揣冒昧，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在刘韵珂密奏上朱批：“国事为重，何冒昧之有！”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广西巡抚徐继畲与福建巡抚郑祖琛互调。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福建对外交涉活动的实际中心人物是刘韵珂和徐继畲。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了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妥协政策。这一结论有失偏颇。笔者前几年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奏的一件留中密片。刘在密片的结尾处写道：“所有臣等年余中筹办福州夷务事宜，并年来揣测夷情，因均关机密，正折内不便胪叙，谨附片内详细密陈，伏乞圣鉴。再，臣等所办各情，因夷性阴狡，巧于窥探，故除藩司外，余人皆未知悉。皇上垂览之后，并乞俯赐留中。”道光帝在密片上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并密谕刘韵珂：“驾驭夷人事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有所藉口。”根据刘韵珂的密片及道光帝的谕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密片说除藩司徐继畲之外，余人皆未知悉，证明这一策略是刘韵珂和时任布政使的徐继畲密商之后制定的。2.道光帝对这一策略是完全赞同的。3.道光帝再三强调密之又密，说明这一对外政策不仅英人不知道，而且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清楚。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道光帝可以同意侵略者割地赔款的要求，而不愿意福州开埠通商，其原因有两点。首先，福州是省会，华夷杂处，自然要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望。而维护天朝统治阶级至尊无上的“光辉形象”，是道光帝对外政策的基石。所以当耆英上奏：“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天津藉口，诚恐又添枝节”时，道光帝立刻软了下来。英人如在天津开埠通商，其政治影响自然要比福州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时道光帝才不得不同意福州开埠通商。刘韵珂和徐继畲认为，英人是为了收买茶叶而要求福州开埠通商的，如果断绝了英人的茶叶贸易，“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开市，其势自难久住，庶上可以副圣意，下足以靖海疆”。因此他们在英人未到福州之前，则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英人李太郭到达福州，刘韵珂和徐继畲“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地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熟悉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喻，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在此勾留”。由于刘韵珂和徐继畲暗中下令华商不得与英商互市通商，使英商处于困境，所以福州开埠多年，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对外贸易。

英人入城问题是福州开埠后的重要事件。人们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福州人民反对，只准英国领事李太郭在城外设立领事馆”。这种说法并非事实。道光二十四年九月，英人德庇时来福州查看码头时，以英国领事李太郭住处卑陋为由，提出了李太郭移居城内的要求。刘韵珂和徐继畲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准住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要求，特以省垣重地，与省外之郡县不同，且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居民稠密，未便与该夷错处其间。故先以和约内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该夷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之言，由刘韵珂和徐继畲向英人说明。同时他们“密令绅民许有年等，联名赴署具呈请阻，欲令该夷知舆情不顺，或行中止”。另外又令地方官“在南台觅得宽大民房数处，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刘韵珂和徐继畲“委曲筹办之策，原欲拒其入城，以免华英错杂”。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英国领事入城，又必须有恰当的理由，刘韵珂和徐继畲才密令绅民具呈请阻英领事入城。这就是福州开埠之初所谓福州人民反对英国领事入城的内幕。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领事李太郭又私向城内积翠寺僧人租房数间，搬入居住。刘韵珂和徐继畲却未加拒绝。六年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向咸丰帝透露了当年英国领事李太郭搬入城内积翠寺的真情。徐说：“福州一口，当道光二十四年开关之际，英夷派有领事夷目李太郭来福驻扎。李太郭即欲在城内租屋居住。时臣徐继畲尚在藩司任内，经臣刘韵珂密与商酌，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藉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随饬前署侯官县保泰向绅民密为授意，并令先具联名公呈，以便由县据此照会。俟李太郭进城之日，再行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俾臣等得以措词理拒。讵联名具呈者虽有二百余人，迨李太郭入城之日，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闽县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随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由此说明，刘韵珂和徐继畲当年是反对英国领事居住城内积翠寺，并且暗中布置了福州绅民加以阻止。但在英领事入城的关键时刻，福州绅耆士民无一人出来阻止英国领事入城。这一现实打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原来的设想和安排，迫使他放弃利用民众力量阻止英人入城的计划。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给道光帝的密片中奏陈，同意英人在乌石山积翠寺设立领事馆的三点原因：1.英人提出的租住积翠寺僧寺是城内荒凉僻静之区，与民居并不毗连，没有华夷错杂的忧虑。另外，英国领事进城仅两三人，亦无虑其向民滋扰。2.民间没有不令英人入城之意，许有年等呈请阻止，系臣等密令具呈，并非绅民本谋。3.最关键的是，英人在福州未能开市，无利可图，难保不另乞别处码头，以求足原给五处之数。这一点提醒了道光帝。他即在密片上朱批道：所见周到之至。并在上谕中说：“该夷酋等情既诡诈，性复贪刁，惟有设法羁縻，妥为驾驭”。英人请租积翠寺问题，“自应准其暂住，以顺夷情”。完全赞同了刘韵珂和徐继畲的意见。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允许英国领事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时，又与英领事议定，只许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而英商租屋居住须经地方官盖印，方能生效。

以上说明，鸦片战争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的并非是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政策，而是推行了“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对外政策。正如刘韵珂在密片中所说：“臣等惟有与藩司（即徐继畲）尽乎力之所能为，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縻，使其冥然罔觉，无以借词生衅，以免枝节。如能仰赖皇上福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也就是说，表面上仍恪守条约，民夷相安，使英人找不到挑起边衅的借口，而私下设卡阻挠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最终迫使其灰心离开福州。

我们在搞清刘韵珂和徐继畲对外策略思想之后，进一步考察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

道光三十年，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回国，由翻译官金执尔代理领事，办理通商事务。六月间，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来福州，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事同一律，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

如前所述，刘韵珂和徐继畲同意英国领事李太郭及其他领事馆人员住进福州城内积翠寺，但仍然严格禁止外国其他人员入城居住。现在侯官县令兴廉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了印，也就承认其他英人入城居住为合法。此时刘韵珂在外阅伍，徐继畲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以该县兴廉办理错误，严行申斥。兴廉即向英官金执尔言明错误，嘱令遵约搬移。这时金执尔提出索要照会，兴廉即根据徐继畲与英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寄居神光寺的英人在福州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并回答侯官县令兴廉，英人是否应出城，须俟文翰批回后办理。在这以后，福州绅士缮写公启，交侯官县转致金执尔，令神光寺英人立即搬出。

两位英国人入住福州城，引起当时已经回到福州老家养老的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强烈不满。

林则徐与刘韵珂、徐继畲在福建神光寺事件中意见分歧很大，林则徐一生作为民族大英雄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任钦差大臣时在广东虎门烧了英国人的鸦片，并因此一举成名。所以，对于洋人，林则徐也从来就不客气。在广州，对当地经商的洋人，随时可以没收商品，驱赶出去。据说连自己看病请西医，都通过传话和伪装来诊断，从不直接接触洋人。现在洋人竟然住到自己的老家福州城里来了，于是林则徐联合当地的乡绅，上书徐继畲，指责徐没有中国人的骨气，要求徐学习虎门销烟精神，把洋人赶跑。迫于当时情势，为了避免滋生外交事端，徐继畲派人包围了神光寺，以保护好两个英国人。林则徐则借此到处指责徐继畲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一方面发动驱逐两个英国人的运动，放出口风说要“取夷人首级”。

刘韵珂阅伍回省之后，查知徐继畲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认为徐继畲所办极为合宜。刘韵珂和徐继畲知道英人“所租寺屋非常破旧，即饬令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琠，“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等人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当有生童投递公禀时，他们将生童传至署中“复以前情密为指授，嘱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而去”。并饬鹿泽长照会英官星察里“以众怒难犯各情，面向该夷目明白开导”。

矛盾发生后，徐在第一时间内即对下属侯官县县令严加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喻英人搬出神光寺。但徐继畬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从大局出发，他和同在福州城的闽浙总督刘韵珂考虑的可能更多一些，主张用比较策略的办法把这两个外国人赶走。应当说，徐继畬的想法是理性和稳妥的，也是正确的。

然而，林则徐另一方面又动员福建籍京官弹劾徐继畬，说“该抚一味畏葸，平时既委曲以顺夷情，有事复不能振作以胜疆寄”，“徇庇汉奸”，总之是徐继畬崇洋媚外，有卖国之嫌，应该尽快撤职查办。

与林则徐等乡绅发生冲突后，徐继畬在给皇上的奏折中这样为自己辩解：“臣等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义不同之处。”“所不同者，仅有调兵演炮募勇二事。”林则徐主张用强硬的态度立即驱逐“蛮夷”出城，徐继畬却认为：“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失计。”总督刘韵珂也认为：“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只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徐还明确表态：“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

本来，矛盾的双方所不同的仅仅是手段和策略的区别，而且折腾了半年多，最终还是用徐继畬的办法成功地让两个英国人离开了。但在处理神光寺事件的过程中，林则徐对巡抚徐继畬与总督刘韵珂却大为不满，不依不饶，并以自己的声望联络在京闽籍官员接二连三地弹劾，终于使徐、刘二人相继去职。

史学家一般将神光寺事件看成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由于清朝官吏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时任浙闽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被看成妥协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神光寺事件导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在政治上失势，而病中的林则徐则被重新起用，作为钦差大臣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林则徐与刘韵珂和徐继畲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后者却是投降妥协的庸吏。这似乎已经定论。笔者近年来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感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拟用档案资料，对神光寺公案进行考证、分析，并对林则徐和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的意见分歧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此事的处理上，林则徐的确是小题大做，如果按他的意见行事，后果可想而知。林在这一问题上如此“过激”、高调，恐怕不单纯是思想认识所致。对此，徐继畬在写给堂兄的信中所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之语，表明了他的看法，当然自有其道理。而且事实上神光寺事件的处理最终走的虽然还是徐继畬的路子，但在政治和道义上林则徐却成了大赢家。事件后林则徐民族英雄的形象愈加完美，而徐继畬却被戴上“投降派”甚至“汉奸”的帽子，以至于长时间洗刷不清。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蒋廷黻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对林则徐和林氏爱国主义有着和当年徐继畬近乎一致的看法。蒋廷黻认为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抢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在蒋廷黻眼里，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被革职是他的幸运，却是民族的大不幸。以中国的战争设备，来对抗西人近代化的洋枪洋炮，其结果必是以卵击石，主剿的林则徐如果不被革职，将看着中国的军队败在夷族脚下，他将代替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的被革职使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而如果林则徐没有被革职呢？他将必然输掉鸦片战争，而他的战败将引起巨大的震动，震醒还在天朝睡梦中的国人，中国的维新变革或将提前几十年。

蒋廷黻这里谈的是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而从后来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看，林则徐其人依然没有改变。所以，林则徐和林氏爱国主义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徐继畬身上所表现的理性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经常被视为投降、卖国）才是国家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正途。

“上德不德，是为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为无德。”从刘、徐、林三人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看，“平生只为声名累”的“不失德”的林则徐和“不德”的刘韵珂、徐继畬比较，其人格之高下和格局之大小，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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