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轰炸后的重庆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1943年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中国方面则指控日军1938年2月至1943年9月间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附近地区200余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是继纳粹德国空军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士气。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展对中国的全面侵略。11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当时的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1月20日起撤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随后在1938年华北、华中战场日军依序将国军击退，中国的沿海精华区几乎被日军完全占领；依照普通国家的输赢定义，此时的中国几乎失去了首都、所有主要对外港口，依照前几次冲突的经验法则，日本认为这时候国民政府应该主动向日本媾和。

但是，这次国民政府没有明确让步之迹象，撤往重庆之后打算和日军长期对抗；日军虽然在1938年对华中精华地带发动武汉会战，国库的财力及作战部队的冲力已经几乎耗尽，日本参谋本部也承认由于受到后勤制约，因此当时没有能力攻入重庆；要进一步打进四川根据地似乎遥遥无期，在各种压力下日军开始寻找各项军/经手段逼使重庆政府收手，日本方面认为战略轰炸亦成为一种可能可以成功的作战方式。

1938年底，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虽然中国方面指控日本从1938年2月18日对重庆东南方的广阳坝机场轰炸为首开战略轰炸重庆之始，但在1938年日军尚未攻陷华中据点，且日本并不存在足以自华中沿岸机场长距离轰炸的技术及机型，故对重庆进行空中军事行动也主要是侦查或式小规模袭扰为主，而非有组织性的大规模航空作战；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项命令公文为“最高指令大陆命第241号”，为日军正式有组织性对重庆城市地带进行战略轰炸之开端，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

在大本营命令下，日本帝国陆军部、海军部才进行直接协调，拟出相关轰炸计划，目标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包括重庆、兰州等主要城市都被列在战略轰炸的目标中，但限于机队规模，足以结合海、陆军空中兵力轰炸者只有重庆。

目前日军战史上纪录第一次的对重庆战略轰炸是1938年12月26日，由日本陆军航空队自汉口派遣12架九七式轰炸机及10架伊式重轰炸机，当日下午1点飞抵重庆上空轰炸，但发现重庆上空云层浓厚根本找不到目标，因此只草草扔完炸弹后无功而返。在1939年1月7日、10日、15日再度发动攻击，共投掷了10.8公吨的各型炸弹，但同样的也没办法评估轰炸成效。日军在前几次的轰炸发现四川盆地的多雾气候让轰炸定位非常困难，一年间只有5月到10月能见度较好；加上日军也清楚对于中国内陆的资料不足，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击只会遭受无意义损失，因此大本营后续补派了“要求前线部队加紧训练，预定于1939年秋季发动作战”的命令；而且陆军手上的九三式轰炸机无论是载弹量还是航程都不足以担负任务，九七式轰炸机亦尚未转换完成，手上只有少量自意大利购买之BR.20轰炸机（日军命名为伊式重轰炸机）执行任务，不过缺乏护航的轰炸机队在814空战中已经证明了是拦截机最好的目标，因此为了避开战斗机采用命中率低的高空轰炸，因此自1938年底到1939年前半年的轰炸日军虽损失不大，但国府也没多少损失。

因此，1939年5月，海军航空队接手陆军任务使用九六式轰炸机执行任务。5月3日及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由汉口机场（武汉王家墩机场前身）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1939年间，日本飞机飞了14,138架次轰炸，并投下60,174枚炸弹。根据中方计算，造成28,463人死亡、31,156人受伤，13,871栋房屋遭到摧毁。日本于1939年的大规模轰炸主要为此次，因为随后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与诺门罕事变将日本空中军力的注意转向，再一次的发动大规模攻击则是要等到1940年。

1940年9月在侵华战争海军航空队指挥官

1940年6月16日，日军随军记者在轰炸机上拍摄，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从飞机上俯拍的日军轰炸渝中半岛（渝中区俗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投下炸弹爆炸的景象。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指示由陆、海军联合实施空中作战，由陆、海军联合发动“101号作战”，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第三飞行集团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主要基地为汉口。主要兵力为九七式重型轰炸机36架、中型攻击机90架（不含备用机）。

由“岛田繁太郎大将备忘录”中记载当时海军轰炸重庆的片段纪录，101号作战的主要攻势集中在194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海军在这段期间共轰炸20批次，使用了2050架次陆上攻击机、201架次舰攻/舰爆、99架次舰战、39架次侦查，消耗94枚800公斤（八○番）炸弹、2906枚250公斤（二五番）、11148枚其它型号炸弹，共15036枚各式炸弹。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9月初的统计，当年日军对重庆实施72架次轰炸，共发动4445批机次攻击，投掷了3千吨以上的各型炸弹。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航空队从中国完全抽出，中国战场仅存陆军第三飞行师，其编制规模多半不超过200架，顶多维持持对前线的空中掩护，无法实践1940年的空中轰炸规模。同时，第三飞行师下属轰炸机部队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在1940年8月任官后多次同乘轰炸机视察对重庆轰炸效果，也参加了101号作战。在远藤少将战后的回忆录中，陈述当时他目睹轰炸机多次差点炸到靠泊在重庆的美国炮舰，加上陆军为了南进政策无法抽出部队攻占重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也变成不人道、破坏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且没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任务。且在重庆轰炸的同时，纳粹空军也在对伦敦实施战略轰炸，日本驻德英武官回馈给本国的资料也让航空军官省思对敌军首都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因此在102号作战结束后，1941年9月3日他向上级单位第三飞行集团指挥官木下敏中将提出“重庆爆击无用论”，该论点在陆军高层中也得到重视。

虽然陆军高层没有批示停止轰炸，但用兵幅度在1941年晚期开始显著收缩。至1941年底日本对美宣战后，轰炸重庆逼迫国民政府乞和的想像也就毫无意义，战略轰炸造成的军事打击也不具决定性效果；虽然日军仍然持续对重庆进行轰炸，但主要集中在重庆周遭的军工厂区域。到了1943年8月以后，重庆周边防空雷达站部署完毕，美国陆军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后，重庆周边已经有6座机场、至少400架的美军及国军战机防卫驻守，对日军来说深入重庆的轰炸危险性大增，日军空袭重庆的频率遽减；国军纪录有案最后一次遭日军空袭为1944年12月19日，梁山、万县、开县三个地区遭到轰炸，为重庆大轰炸的终结。

当时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韦伯被日本人收买，向日军提供大量军事情报，对重庆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还参与日本伞兵空降绑架蒋介石的计划。

重庆大轰炸是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陪都）大规模轰炸之一重要战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无差别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国民政府在八一九大轰炸后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