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蒋介石一生至关重要的一次会面。不久后，蒋介石就彻底抛弃了此前貌似坚定的左派立场，放手在江西镇压共产党，进而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1926年底，也就是那位神秘客人到访南昌前夕，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连战连捷，先是汀泗桥、贺胜桥连场血战打垮吴佩孚主力，夺取了武汉。紧接着又击溃了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占领南昌、逼近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随之急剧上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甚至形容其为“孙中山之后新升起的太阳”。但媒体和公众眼中冉冉上升、意气风发的形象背后，此时的蒋介石其实心事重重、充满忧虑。

一方面，随着北伐战争进程推进，湖南等地农民运动也空前高涨，大批地主士绅被镇压，导致北伐军后方“士号于乡、农怒于野”；而许多北伐军军官恰恰出身士绅家庭，其父母财产被尽数“革命”，使得这些军官怒火冲天，北伐军前线因此也暗流涌动。前方后方形势迅速连接在了一起，一些士绅秘密串联了军人，正在筹划绝地反击。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政治立场右转的信号，但忧虑自身地位及对军队的掌控力不足，始终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及当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决裂。

另一方面，北伐节节胜利的同时，1926年12月，汪精卫率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光复不久的武汉，但蒋介石强烈反对。对蒋介石来说，国都若不在南昌，不在他的军事指挥之下，他“枪指挥党，党指挥政，政来管财，财来养军”的这一套基本思路就行不通，他将会丧失眼下争权的优势，从此大权旁落、沦为政敌的俎上鱼肉。

并且，汪精卫外表俊朗、气质儒雅、雄辩滔滔，极具个人魅力，加上当年刺杀前清摄政王载沣及孙中山“大大遗嘱”领衔起草者两笔政治资产，是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接班人、国民党内一号人物。

相比之下，蒋介石无论个人形象、资历、声望都远为逊色，他唯一的优势是掌握军队。但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若一味依赖武力，反而会变成道义劣势。

恰恰在这个关键当口，那位神秘老者来访，为蒋介石带来了命运转机。他是蒋介石的宁波同乡密友、上海闻人虞洽卿。

虞洽卿，浙江慈溪人，14岁到上海当学徒，后来担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在上海商界赫赫有名。

虞洽卿是代表上海的“江浙财阀”群体来的。这是一群从20世纪初起就控制着上海经济、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商人、银行家群体，几乎全是浙江人或江苏人：虞洽卿、张静江、陈其美、张嘉璈、陈光甫……

这个群体发迹于上海开埠之初受雇于外国商人的买办。由于长久作为外商采购的中间人，他们渐渐成了兼具中国传统商业经验、西方现代商业理念的近代商人，并在1917-1927年间上海华洋交错、政府控制薄弱的天时地利中高速发展。

1925年，他们控制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此外，他们还掌握着上海银行公会的14家银行和84%的资金。可以说，他们从20世纪初起就控制着上海经济，进而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此时，他们派出虞洽卿拜访蒋介石，是为了寻觅合适的“政治代言人”，直接动因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临时会议上通过的这份宣言，明确提出“消灭军阀、驱逐列强、收复租界、收回一切主权”。

江浙财阀对消灭军阀举双手欢迎，一直以来，江浙财阀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早年作为孙中山背后的主要资金支柱，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但“收复租界”却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多年来，他们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正是凭借着租界游离于中国政治纷争、遍地战乱的特殊优势。因此，租界被江浙财阀们视为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北伐公开提出“收复租界”的口号，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此外，随着北伐推进，中共领导的工会在各中心城市频繁发动罢工，其中尤以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最为严重，这给资产主要集中在上海的资本家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亦令他们深恶痛绝。

严峻的形势催促着江浙财阀们尽快寻找政治代言人。他们渴望有一个强力政权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但又不希望北伐带给他们实际利益损失，因此，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又显露出强烈反共态度的蒋介石，便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当年蒋介石、虞洽卿共同受令于孙中山参与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历史渊源，则更让蒋介石在江浙财阀们心目中加分。此间，虞洽卿又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次暗中考察，认为蒋介石“很讲交情”，“对于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这就更坚定了江浙财阀选择蒋介石的决心。

此次虞洽卿主动找上蒋介石,代表江浙财阀表示愿意给予蒋介石经济支持，条件是蒋介石要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罢工、发展民族工商业等。

保护资本家利益、打击共产党同时打击国民党左派，也正是蒋介石眼下迫切想做的事，资金紧缺则直接束缚了他的手脚。加上此时汪精卫主导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已箭在弦上，蒋介石正深感自己不足与汪精卫抗衡，迫切渴望有强力的经济与政治支持，背后站着西方列强的江浙财阀恰好能全部满足这些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其实，在北伐开始后不久，江浙财阀就已经开始对蒋介石的资助。像上海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人，便曾不时密令南方一些分行给北伐军现款支持。

张嘉璈，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江浙财阀首脑之一。曾因抵制北洋政府的滥发货币要求而名动上海滩，人称“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他曾在北伐军打到江西时安排款项支援，一次就送去30万。

和蒋介石的合作开始之后，江浙财阀给予的资金支持更为频繁，且数额巨大。

1927年初，主持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的钱新之（浙江吴兴人），和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江苏镇江人），为蒋介石秘密筹款50万元。身在北方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江苏淮安人）也筹集了40万元劳军费用，由钱新之转交蒋介石。

另据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统计，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经高达549万元。

有了江浙财阀这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后盾，蒋介石终于有底气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决裂了。

1927年1月12日，武汉方面邀请蒋介石前往汉口“应对时局”。自命“党国柱石”的蒋介石，当即携苏联顾问加仑等人前往，并在当晚宴会中发言反对“阶级斗争”，暗示“共产党搞工农运动太过火”，并试图说服武汉政要前往南昌，却遭到了席间众人强烈的反驳和讥嘲。这让蒋介石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也让他更加下定决心，尽早武力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这时，南浔巨富张静江及蒋介石嫡系陈果夫、陈立夫向蒋介石进言，指出南昌虽然地理位置不错，但经济不发达，城市政治地位也不够高，将来发动政变，最好还是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蒋介石深以为然。1927年2月，虞洽卿又受邀秘密来到南昌，代表江浙财阀与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安排，以及“反共清党”的全盘谋划。

在这之前，1927年1月26日，蒋介石已经下令捣毁江西赣州总工会，之后更残忍杀害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陈赞贤，还强迫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以此公然叫板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几天之后，2月21日，蒋介石又在南昌总部发表了姿态强硬的演讲。这次演讲，他不再提北伐刚出征时候的口号，不再高举“打到帝国主义”的大旗，而是宣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作为反击，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大大和军人部长职务。

但这已经无法制约手握重兵且远在南昌的蒋介石，更何况，蒋此时已经得到了江浙财阀的全力支持。

1927年3月20日夜，北伐军占领龙华，进逼上海。中共紧密配合北伐军脚步，于3月21日组织了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总计15万人的总罢工，使整个城市陷入了瘫痪状态，使得军阀统治区生产停滞、失去战争所需的物资补给。

这次罢工，对北伐军胜利贡献极大，但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家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当晚，虞洽卿就来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拜会蒋介石，商量替其筹措军饷之事。

3月29日，虞洽卿又与荣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业联合会其他代表共29人，集体拜会蒋介石。并于会见中向蒋介石表明态度，只要他与共产党决裂，他们便会给予经济支援。

蒋介石当即明确地向资本家们保证：“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协议达成后，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数额高达300万元大洋的短期贷款。这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奔走商借，好不容易凑齐的，显示了江浙财阀与蒋介石合作的极大诚意与坚定态度。

经济支持之外，江浙财阀们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也充当蒋介石与西方列强的桥梁，多方奔走为蒋争取英美等列强的政治支持，以及进行海外宣传。

这时，北伐军进入南京，部分士兵及工人武装进攻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等，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便派人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表达“遗憾”之意，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此间，江浙财阀核心人物张嘉璈的调停起到了极大作用。

为争取列强支持，蒋介石还在对外政策上放弃“反帝”口号，变列强为“友邦”。同时，列强也看好蒋介石的武装实力，加上与列强关系密切的江浙财阀不断斡旋，终于选定了蒋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出动军队助其镇压共产党，鼓动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蒋介石也由此下定决心“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

蒋介石前脚踏入上海，1927年3月27日，有一个人紧跟着也来了上海。此人便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此时他是汪精卫麾下重臣。

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8月，宋出任广州政府中央银行行长，次年成为广州政府财政部长，此时宋子文年仅31岁。随国民政府迁来武汉后，宋便成了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宋子文的父亲与江浙财阀核心人物陈其美、张静江等有深厚渊源，而他本人也与上海财界关系十分密切。武汉政府派宋子文来沪，便是希望能够凭借他优渥的人脉，说服上海工商界终止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改为向武汉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支持。

左派与右派之间，一场对江浙财阀的争夺开始在上海展开。

明面上看，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无论从声望还是号召力，都远远胜出。

但它实际上并不如表面看上去这般强势，其内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严重的财政危机。迁都武汉之后，一方面机关团体、各级官吏和办事人员随之迁来，随着人员增加各项用度剧增；另一方面军需压力也急剧增长，除辖下国民革命军15万人之外，还有冯玉祥部队及湖南唐生智、江西各部队等。

据史料记载，“1927年初武汉政府军费预算为1600万元，而财政收入仅约750万元，加上国库券300万，缺口仍在四五百万之巨”。

更雪上加霜的是，列强与军阀因无法预期新政府的政策，纷纷关闭其在武汉的企业并抽走了大量资金，造成武汉百业凋敝。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上海与天津的外国银行不仅停止了向武汉放款，还不断催逼武汉业务部门和商号缴还数千万元欠款，导致汉口金融业几近瘫痪。

与之相反的，蒋介石进驻上海后，既得到了江浙财阀经济支持，又得到了列强政治支持，且手握数十万万重兵，事实上已经掌控了上海这座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这绝不是武汉方面愿意看到的，也是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宋子文临危受命，来沪争取资本家们的支持，以实现将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财政收归中央、从而解决武汉政府财政危局的目的。

当时蒋介石还尚未与武汉政府公然决裂，加上自己与江浙财阀的合作乃是建立在利益高度契合的基础之上，他对这份关系的牢固相当有信心。且宋子文欲行的统一财政之事，也正是他想做的，便不仅不加阻挠，反而对宋子文的努力给予了全力支持。因此宋子文前期的筹款工作十分顺利，很快从上海银行业获得了300万元贷款。

然而，一切都在不久后的一天，在蒋介石决心同时对付武汉政府及共产党之后，便彻底改变了。

3月底4月初，经济支持和政治支持都具备后，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已经大体无忧，但还缺一群马前卒，这就是上海青红帮。

青红帮，分为青帮与红帮，红帮建立在前，本名“洪帮”，青帮又名“安清帮”。青红帮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而蒋介石与其渊源也是极深，上海青红帮前大头目、辛亥元老陈其美，就是蒋介石的把兄。之后，蒋介石在上海炒股失败，血本无归，其债主雇佣青帮门徒向其逼债，蒋介石听取虞洽卿建议，以“蒋志清”为名向黄金荣投上拜师帖，向他下跪磕头正式成为黄金荣门徒。而黄金荣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不仅亲自出面替他解决了债主追讨，还送他200大洋作路费，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这也是蒋介石政治之路的起点。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派第1军副军长王柏龄、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人先后到达上海，与青红帮大佬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金荣召集青红帮另两位重要头目张啸林、杜月笙密商“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

1927年4月12日凌晨，随着一排信号弹升上天空，上千名手持各种武器的上海青帮流氓，忽然同时从上海各租界涌出，直扑闸北浦东等各处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驻点，打死打伤300多人。一场针对中共的有预谋大屠杀由此开始。

而后，蒋介石的军队出动，以“调处”为名，把上海全城2700多名武装工人全部缴械，当天打死120人，打伤18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出面屠杀工人纠察队的青帮成员，是黄金荣手下的青帮徒子徒孙。另一位青红帮大佬，“三巨头”之一的杜月笙，则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了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间接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导致数千工人被杀害。

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上街游行要求释放被拘的工人，并为汪寿华报仇。但等待他们的是数台机枪毫不留情的扫射。到4月15号，上海仅忽然失踪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就达5000多人，全国范围内则大约有25000名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被屠杀。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清党令”，广东及南方各省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士的大屠杀，到1930年，被屠杀的工农群众已过百万。

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又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这意味着武汉政府争取上海财界支持的努力彻底失败。当天，上海财界断绝与武汉方面的汇兑关系，对武汉进行经济封锁，这对左派国民政府造成了致命打击。1927年7月24日，武汉政府终于不支屈服，同意迁都南京。

至此，蒋介石取得迁都之争的最终胜利，也取得了国民党内最高权力。这一切，江浙财阀的支持“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