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汶川地震已经过去9年，我们回想灾难时刻，亦会记得当时的国家救灾表现。回溯二百多年前，清代中国亦发生了一场天灾，考验朝廷的救灾能力。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9年，我们回想灾难时刻，亦会记得当时的国家救灾表现。回溯二百多年前，清代中国亦发生了一场天灾，考验朝廷的救灾能力。

那是乾隆八年到九年的一场北方大旱，其中京畿驻地直隶的灾情特别严重，可谓剧烈而漫长。史载“大暑苦热，土石皆焦，人多暍死”，32州县大旱；第二年，又有12州县复旱，一时饿殍遍野、灾民流离。

如若处置不当，被饥荒包围的京师和流民涌入的皇城必然会为盛世蒙上一层阴影。

虽然当时清朝国力鼎盛，但乾隆帝即位不过八年、执政经验并不算丰富，朝廷如何度过这次“危机”？

京畿驻地，大饥荒

严重的灾情主要集中在直隶东部中心地带。

乾隆八年春，蓟州、三河、天津等32州县[1]大旱、大热，滴雨未降，小麦歉收。到五月，旱魃肆虐，土地皴裂，秋播无望，大旱导致大饥，“其极贫民口多以草实水萍充饥，情状危惨”，六月，灾民外出乞讨，形成指向北京的难民潮，这些不稳定因素危及京师的治安。

面对灾成定局，地方官放弃了所有希望，只得向朝廷要粮，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乾隆九年，直隶继续大旱，12个州县[2]依然在旱情里挣扎，自冬至春，自春入夏，天时亢旱，再次歉收，粮价也随之日益昂贵。

由于饥荒近在京畿，乾隆八年六月，乾隆帝很快知道了地方缺粮的报告。

直隶地方官员称，河间等27个州县需要政府救济的人口共有189万人。而眼看直隶河间、天津等地雨泽愆期，米价昂贵，皇帝遂同意直隶总督高斌的救灾请求。

朝廷按照勘灾所得，将灾害分为好几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救灾力度不同。

河间等27州县受灾最重，朝廷给予普赈一个月的待遇[3]，普赈之后，高斌将直隶成灾最重的河间等16州县加赈，为期五个月，而成灾次重的肃宁等11州县，按灾害等级加赈一个月至四个月。[4]

晚清逃荒情形

而救灾的粮食从哪来呢？

乾隆八年六七月间，皇帝命令先拨运仓米10万石分贮被旱各州县，后来又想办法再拨40万石，令高斌分发各处，接济灾民们度过漫长的冬天。

高斌等办理救灾的官员面对剩下的粮食缺口，搞来了比计划需求还要多的粮食，“又添拨各处仓谷约15万石，计足敷用”[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米粮全部来自帝国的仓储系统，也就是预先存好，并未额外向别的地方征粮。

方观承还采取采买、截流漕运等方式筹集米粮，用于平抑灾区的粮价，“视州县大小，酌量分派存贮，以敷粜借之用”[6]，自乾隆八年九月-乾隆六月这九个月内，为购买粮食，动用了至少71万两库银。[7]

“无一人流离失所”

米粮到了灾区各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按照什么标准发到灾民手中。根据办赈官员方观承等设想的散赈条规（即将赈济米粮发放到灾民手中），这次散赈，成年人每天发给半升大米或者等价的银钱，未成年人标准减半。

一系列措施之后，在青黄不接之时，为了能够让没有依靠的灾民能够糊口，方观承等人延长了救灾的期限，继续分发钱粮给灾民，是为“展赈”。

出于对秋天收成的绝望，不少灾民四出流移，为了安抚流民，清廷在靠近京城的州县设粥厂煮粥救济灾民。这一场景在电视剧中常常见到。

为使灾民尽快回籍恢复生产，方观承下令对外来的饥民进行收留安置，发给口粮饭食，搭建临时的住所供其栖身，为保证灾民春耕，开春之后，由直隶地方官员组织将外地流民送回原籍。

赈务正使方观承。

而灾后，稳定秩序亦成要务，朝廷的办法是，免息借贷钱粮、籽种、耕牛、农具等给灾民，让他们有农活儿干。

当时，被灾最重之河间等16州县共出借麦种2500余石，麦种牛力银近七万两；被灾次重之肃宁等10州县，共出借麦种牛力银万余两；偏灾之霸州等5州县，共出借麦种银3500多两。

乾隆九年八月，皇帝大方地宣布，将上述借出的麦种牛力及相关一切费用全部豁免，“以纾民力”。[8]

据统计，此次直隶救灾，领到钱粮的灾民达66万户，共210万人，煮粥救济的流民超过94万人，前前后后发放的粮食共110万石，发放的银钱共110万两，各州县参与救灾的官员达245人[9]。

不管从当时还是后世来看，这次救灾活动的结果非常成功，号称饥荒期间无一人流离失所。

赈灾中的大小官吏表现都很出色。时任赈务正使的方观承自述：“戴星而驰，遍历灾所，心指口画，十指布算”，“旬月之间，转灾为福”[10]。副使陶正中叙述更为详细：“邀恩逾于常格”，“庶司各勤其职”，“凡五阅月，流者复，殆者安，民庆更生，泽施无已。”

方观承在救灾上的所作所为被后世官员所效仿，学者李明珠将清代官方的救灾活动称之为“方观承模式”[11]，誉为清代救荒流程的样板。

清代的经验

乾隆八年至九年的这次饥荒救济，何以如此成功？

主要是乾隆朝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救灾制度。

不得不说，乾隆朝的预报、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等涉及灾前、灾时和灾后的救灾体系十分严密，可谓集历代救灾制度及经验之大成。朝廷各级机构救灾亦各有职能，各司其职。

而且，清廷在歉收、饥荒之年，物价高昂之时，资助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件例行公事，它所遵循的是一套近乎自动化的程序。

有西方学者计算过，当时给予灾民的日均粮食所提供的热量，其卡路里水平接近现在联合国通行的维持基本生活的标准。

乾隆帝虽然登基不久，执政经验欠缺，但仍可以依托强大的行政系统和周密的规章制度度过荒年。

清代赈灾也特别舍得花钱，明代洪武朝是赈济施行较好年代，“三十余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12]，然而远难与清代常年耗费银数百万两赈灾相比，而乾隆朝最为突出。

更何况，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朝廷向各地地方官收集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研究如何作出反应，而中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

这些粮仓主要建立在县城和小市镇，代表着国家对普通人民物质福利的承诺。这在同时期的欧洲完全无法想象，更遑论能够做到。[13]

清朝政府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进行救灾？

学者魏丕信认为，这是帝王的政治目的，救济灾民是驱动地方政府，使之行动起来的最好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严格监控官员，使官僚政府尽可能高效地为大众服务，并由此而加强清朝的统治。[14]

乾隆朝，又为何能做得那样好？

主要是因为，18世纪的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政储备，包括银钱和粮食，这使得其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赋税蠲免，通过从市场上购买大量粮食，通过大量的无偿赈济、免息借贷，来推行“慈恩”政策。

不过，类似于乾隆八年-九年直隶饥荒那种大规模的官方赈灾，到嘉庆朝以后越来越难以实行。19世纪初期，特别是晚清以来，整个国家的救荒机制走向衰败，迈入艰难转型。（文/刘少航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参考文献

[1]《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叁）第2346-2347页；《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天津卷》第91页；《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北卷》第40页。[2]《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叁）第2355-2356页；《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天津卷》第91页；《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北卷》第40页。[3] 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538页。[4]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538页。[5]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539页。[6]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596页。[7] 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602-603页。[8] 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605-606页。[9]方观承辑《赈纪》，《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617页。[10]方观承辑《赈纪•序》，《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491－492页。[11]【美】李明珠著，石涛、李军、马国英译：《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5页。[12]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八，志五四，食货二，中华书局，1999。[13]Pierre-Etienne Will and R. Bin Wong.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pp. 507-526.[14]【法】魏丕信著、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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