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坊间流传甚广的“袁世凯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的说法，即系以梁启超的以上自述为依据——20万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深信这样一个故事：袁世凯为了称帝，希望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对帝制的文章，但被梁拒绝了。

其实，这个故事是非常可疑的。

梁启超的叙述里有破绽

所谓“袁世凯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之说，其史料源头，是梁启超1916年于《大陆报》刊发的回忆文章《国体战争躬历谈》。当时，“护国战争”刚刚结束。梁在文章中写道：

“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下全部简称“《异》文”）。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消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生死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日：‘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

坊间流传甚广的“袁世凯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的说法，即系以梁启超的以上自述为依据——20万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

关于此事的具体情形，梁启超1922年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还有所补充。梁说道：

“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把十万块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

同一次“行贿”，梁启超的两次讲述，略有不同。

有些区别不必较真，比如，赠款金额虽然对不上，但“几件礼物”或许也可以折价为十万元。再如，梁启超的回应也对不上。一者“婉谢”并将文章“录寄袁氏”；一者十万块没收，但收了两件别的礼物；且拿稿子给来人看，而非将稿子寄给袁世凯。这种区别，若归结为记忆误差或表述不精准，也还算说得通。

图：《异》文最早刊登于梁启超主任撰述的《大中华》杂志

有些区别则非常关键。1922年的回忆，称袁世凯送来“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其名义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这是1916年的文章所没有提及的重要细节。这个细节，让梁启超的谎言露出了破绽。

“我们老太爷”，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查梁启超年谱，梁宝瑛诞辰系旧历三月十六日，其1915年公开过寿，是在省城广州，时间是旧历三月十八日（新历5月1日）。而梁启超《异》文的写作时间是1915年8月份，最早刊登于该年8月20日出版的第八期《大中华》杂志。

也就是说：梁父过寿的时间，比梁写成文章的时间，早了三个多月。袁世凯作为寿礼送来的“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不可能具有阻止梁启超刊登《异》文的用意——除非袁世凯没有在梁父过寿之日送礼，而是迟滞了三个多月后才来“补送”。

对梁父过寿的实际情形略作钩沉，即可知“袁世凯迟滞三个多月补送寿礼”，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袁世凯的赠款，与梁启超的文章无关

据梁启超致女儿梁令娴书信中的描述，梁宝瑛此次寿诞，“全城官绅商咸集”“全城雷动”，相当隆重：

“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此间人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此间于旧历十八为祖父祝寿，其庄严热闹，咸谓粤城空前之盛。”

梁启超特别提到，其父寿辰当天早上，接到了“都中两贺电”。这两封贺电中，有没有一封是袁世凯所发，尚不可考。但可能性是很大的。梁为了筹备此次祝寿，曾于1915年初，特意两次致信梁士诒，拜托他帮忙向袁世凯为自己讨一个勋位，好让父亲在寿诞之日脸上有光——“家君寿日福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希望袁世凯能顾念自己“十年来文字鼓吹” 、“两年来与乱党相薄”的“微劳”，效仿张謇之成例，授自己一个勋位。据查，1915年1月1日，张謇被袁世凯授予“中卿”；1月27日，梁启超获袁世凯“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

袁世凯当日希望笼络梁启超，故愿意破例为其授勋，以满足其“娱亲”愿望。袁既知梁如此重视乃父之寿诞，必不会办出“迟滞三个多月补送寿礼”的失礼之事——即便无法将寿礼即时送抵广州，袁也大可将其送往梁在北京或天津的居所。

另据袁世凯总统府负责“特别费”支出的唐在礼在遗稿中披露，梁启超在袁的“特别费”支出排序里，位于第三梯队，大致是“中等数目，每次四五万元乃至六万元等”这样一个级别——第一级别“每次馈送总在十万元以上，有的多至四五十万”，如奕劻、冯国璋；第二级别“每次馈送总在十万八万”，如张作霖、曹锟。唐在礼并称，梁启超“是由梁士诒拉拢的。袁见他的时候少，袁克定却同梁启超走得很近。我知道克定请梁吃过饭，支过特别费也由克定经手”。唐的上述说法颇为可信。如前述，梁启超欲求得袁世凯颁发勋位，即是通过梁士诒的渠道，且要求梁士诒阅后须将书信焚毁；梁启超自述，亦承认1915年初曾赴袁克定之宴。

图：梁启超

梁启超为何虚构“袁世凯20万买文章”？

综上所述，“袁世凯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之说乃是虚言。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虚构此说呢？

这和梁启超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有关。

1、梁启超欲塑造自己和进步党同仁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

自入民国以来，梁启超组织“进步党”，近乎无条件支持袁世凯，在政见和舆论上与国民党对垒。但袁氏欲变共和为帝制，对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政治命运，造成了巨大危机。1915年11月，梁致信同仁熊铁崖等，劝他们参与讨袁，即与这种危机有关。梁说：袁世凯欲称帝，进步党“四年来试验之结果”彻底失败，沦为“为人所利用”之工具；如今，国民党在滇黔运动反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若进步党不能及时自树旗帜，一旦袁被国民党人推翻，“我为牛后，何以自存？”

这种“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的困境，梁启超在辛亥年有过深刻体会——“革命”成功后，因曾提倡“改良”，梁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奚落和排挤，一度难以在政坛立足。梁启超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故讨袁之役刚刚结束，梁即试图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公开演讲、媒体撰文的方式，塑造出进步党在讨袁之役中的绝对领导地位。1916年10月份刊登于《大陆报》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就有这种用意。

史学界公认，讨袁之役的成功，是进步党、国民党与西南军人三种力量合作的结果。但《国体战争躬历谈》里，只叙述梁启超、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该文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帝制问题之经过”，无一字提及国民党和西南军人；第二部分谈“云贵首义”，直言“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乃是蔡锷，起义计划系梁启超与蔡锷在北京制定，亦无一字提及国民党和西南军人；第三、四部分则直接指责西南军人拖了讨袁之役的后腿。

梁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国民党人和西南军人的强烈不满。1916年12月，云南都督唐继尧授意秘书班子撰文《云南起义事略》，详述国民党与西南军人谋划讨袁之役始末，重点渲染唐继尧的功绩，将梁启超、蔡锷置于次要附属地位。该文在云南媒体刊发。唐继尧还命人将其寄给梁启超主持的《中华新报》，以示挑衅。在蔡锷追悼会上，唐继尧甚至公开演讲强调：“云南起义，乃全体云南人自主自做之事。”此一关于讨袁之役谁是领导者的争论，遂由此开端，延续十余年之久——直到20年代，尚有周素园撰文批评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混淆是非，变乱是非”。（11）

2、《异》文是梁启超在塑造领导地位时，必须作出“解释”的一个漏洞

此处不拟讨论讨袁阵营内部的是非。惟梁启超欲塑造进步党人（主要是梁、蔡二人）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漏洞需要弥补。这个漏洞就是那篇著名的《异》文。

尽管后世普遍笼统称赞此文“反对袁世凯称帝”，但若细读全文，当不难发现，文章主旨并不是“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梁甚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并提出了两种可以让“帝政重现”的方案：一种是大总统励精图治后，“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被国人推举为帝；一种是天下再次大乱，群雄割据，有人起而重新统一国家，然后称帝。梁认为，第二种方案将使生灵涂炭，绝不可行；但第一种方案，“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正是“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所在。（12）

简言之，《异》文在帝制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温和”的。这种“温和”立即为梁启超引来了诸多批评，如1915年10月10日，有署名“观海”者在媒体刊文《驳梁启超反对帝制论》，指责“梁氏近作，所谓反对帝制者，非不主张袁氏之称帝，不过谓称帝之非其时；非主张共和之决当保存，不过恐帝制之难于恢复。”（13）

显然，梁启超欲塑造自己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必须先就《异》文的“温和立场”有所“解释”。

3、虚构“袁世凯20万买文章”，极大提升了《异》文在讨袁之役中的地位

梁启超的“解释”双管齐下：

一者破：借同仁吴贯因之“日记”，击破外界对《异》文“温和立场”的质疑。日记声称，公开发表的《异》文，出于种种考虑有所删减，“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14）

值得注意的是：1、“日记”的发表过于巧合。《异》文刊于由梁启超主任撰述的《大中华》杂志，日记亦同（第2卷第10期）。时为1916年10月，梁启超正与人争夺讨袁之役领导权、《异》文在笔战中备受指责。2、日记内容可信度存在问题。如学者李吉奎在利用该日记时，已发现日记的某些记载过于详尽，超出情理，“不是没有可疑的地方”。（15）

一者立：即如前文所考证的那般，梁启超谎称袁世凯愿意花20万元来阻止《异》文的发表。这个谎言，有效地树立、并极大地提升了《异》文和梁启超本人在整个讨袁之役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谎言，也须依赖吴贯因的“日记”才能成立。因为公开发表的《异》文立场非常温和，断不致于震动袁世凯，让他拿出20万来收买。（文/谌旭彬）

图：袁世凯出殡

注释

笔者视野所及，惟一对此事提出质疑者，系李永胜先生的文章《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袁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载于《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该文对笔者极有启发，特此致谢。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收录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P299。梁在开篇称，文章的写作动机是“大陆报主人将于双十节发行增刊为我国庆祝，征余记事之文”，此可大致判断其文章写作日期，当在1916年9-10月间。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收录于：《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P30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711-713。据梁启超自述，除省城广州外，家乡新会茶坑亦同样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祝寿活动，地方贤达名流齐聚，梁氏父子的行动，甚至有兵船、军队护送。

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P104-105。

唐在礼遗稿，《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梁启超与梁士诒的微妙关系，可参见：马以君，《梁启超佚札十七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梁启超赴袁克定之宴，可参见《国体战争躬历谈》。

梁启超，《致籍亮侪、熊铁崖、陈幼苏、刘希陶书》，1915年11月18日。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3，P51。

《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事略电》，收录于《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P108-112。

（11）周素园，《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正谬》，收录于《贵州辛亥风云录》，贵州省文史研究馆，2011，P83-95。

（12）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处笔者核对了1917年出版的梁启超所著《盾鼻集 第2册》（商务印书馆，P16）

（13）《革命文献 第四十六辑 讨袁史料（一）》，P501-508。

（14）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转引自《梁启超年谱初编》。

（15）李吉奎，《梁士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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